粵港澳三地 地緣相近 人緣相親 文化同源 有著許多共同的記憶 仍在續寫精彩篇章

　　珠三角地區有句俗語：“廣州城、香港地、澳門街”，形容三座城市各自的特點。雖然各有不同，但三地不僅在血緣和經濟上緊密相連，語言和文化也一脈相承，有著許多共同的記憶。從秦代南海郡，到廣州府，再到今日粵港澳大灣區，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跨越千年的緣分，早已融入三地的市井煙火與文化血脈，成為協同發展的基石。

19世紀下半葉“省港澳”港口風景圖折扇 廣東省博物館藏

　　地緣相近

　　秦漢同轄郡

　　明清共一府

　　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正在粵港澳三地舉行。從廣州出發，到香港和澳門觀賽要多久？乘廣深港高鐵48分鐘飛抵西九龍站，轉屯馬線15分鐘順暢銜接，1個多小時便可以落座香港賽區啟德體育園；赴澳門選廣珠澳高鐵1小時直達橫琴站，橫琴口岸通關后轉巴士10分鐘直達澳門銀河綜藝館的乒乓球賽場館，1.5小時左右解鎖澳門賽區的精彩。

　　這份便捷，源于三地先天的地理連接。廣州踞珠三角北部頂點，恰處東江、西江、北江匯流之地，扼守內陸腹地通往出海口的交通要沖；香港立珠江口東側，以深水良港聯通全球；澳門守珠江口西側，控西江下游出海門戶，三地被珠江水緊密串聯。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嶺南后設南海郡，郡治番禺（今廣州），管轄范圍囊括今日廣東大部及港澳全境，這是三地首次被納入同一行政體系。

　　唐代，穗港澳三地同屬廣府地域范疇。唐高祖年間設廣州都督府，“廣府”即其簡稱。都督府原為區域性軍事管理機構，后漸轉為地方常設行政組織，級別高于州。9世紀阿拉伯文獻《蘇萊曼東游記》中記載的“Khanfou”，經梁啟超考證為“廣府”譯音，書中稱其“轄近二十城，為巨舶停泊之港”。雖“近二十城”的具體數量有待考證，但當時廣府管轄范圍的確很大，轄廣、韶、端、恩等十四州，今廣東全境、港澳地區及廣西東南部、海南部分地區均在其轄域內。

　　至明代，設置廣州府轄15縣，清代調整為14縣，海外廣府人熟知的“南番順香東，清水化成龍，三新一枝花”口訣，精準概括了這14縣：南海、番禺、順德、香山（含澳門）、東莞、清遠、三水、從化、增城、龍門、新會、新寧（今臺山）、新安（含香港）、花縣（今花都）。其最高管理機構廣州府署，位于今越秀區。

　　由于同屬一府，經濟、文化交流頻繁，晚清時出現“省港澳”的概念，在一些老字號的酒樓和商鋪會見到“馳名省港澳”的廣告，這里的“省”是指廣東的省城。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后，此概念逐漸被包括廣東、香港、澳門在內的“粵港澳”所取代。

19世紀澳門海港風景油畫

20世紀50年代香港粵東磁廠廣彩山水詩文盤（“百年灣區情——粵港澳大灣區近現代文物展”展品）

廣州清代城坊示意模型

　　人緣相親

　　由于地緣相近，自古以來，三地人員與經濟往來源遠流長。

　　歷史上，廣州作為千年商都與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起點，香港、澳門依托港灣優勢，形成聯動互通的商貿格局，成為中國與世界對話的重要窗口。粵語相通、民俗相近，三地民眾因商貿、耕作、婚嫁頻繁互通，關系愈發緊密。

　　唐代屯門為外港 海絲中轉往來忙

　　秦漢以降，廣州便已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香港據守珠江出口，是中外商旅進出廣州的必經之地，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中轉地。古代商舶往來廣州，要穿香港水道而過，而屯門、九龍灣、竹篙灣等天然良港，為商船提供了理想的停泊與補給場所。其中，屯門在古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也是官方史籍中最早有記載的香港地名。《新唐書?地理志》中記載：“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唐開元年間，“廣州寶安縣新置屯門鎮，領兵二千人，以防海口”，由此可見，唐代的屯門作為廣州的外港，是商船進出廣州的必經要道。

　　宋元時期，香港沿海一帶的商貿活動愈發頻繁。在九龍灣圣山（即如今的宋皇臺站附近）曾出土70多萬件宋元時期的陶瓷碎片，涵蓋香爐、龍泉窯系青瓷、福建窯系青釉瓷等品類。這些陶瓷分別產自廣東、福建、浙江、江西等地的窯場，這一考古發現充分印證了當時內地的陶瓷產品，經香港轉運外銷至東南亞乃至歐洲等地。

　　明清廣州諸舶口 最是繁華澳門雄

　　澳門古稱濠鏡澳，清初大儒屈大均記載，“澳”為舶口通稱，濠鏡澳南北兩山對峙如門，故得名“澳門”。其三分臨海的地理優勢，使其成為古時對外貿易的天然門戶。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廣州市舶司遷駐澳門，澳門正式開埠，成為貨物出海的關鍵中轉樞紐。全國的絲綢、茶葉匯聚廣州后，經澳門轉銷全球，昔日漁村逐步發展為“數千夷團聚一澳”的繁盛商港。明萬歷年間，湯顯祖途經澳門時賦詩“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生動描繪出此地商貿繁華、珠玉滿街的盛景。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設粵海關取代市舶司，又設澳門關部行臺作為粵海關的征稅總口之一，下轄四個小口。當時外國商船不能直接開到廣州貿易，來廣州前，需先到澳門辦理通行證、雇傭引水員，方可駛入廣州。從乾隆十四年（1749年）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澳門總口每年征銀29600兩，居粵海關轄下眾口之冠，難怪屈大均盛贊“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

　　1759年，乾隆皇帝采納兩廣總督李侍堯建議，規定外國商人非貿易季（10月至次年3月）需離開廣州，或返國或遷居澳門“住冬”。自此，外商夏季在廣州十三行貿易，冬季赴澳門居住，珠江水道上“上省下澳”（澳門至廣州逆流為“上”，廣州至澳門順流為“下”）的商船絡繹不絕，這一特殊的商貿模式持續至19世紀40年代廣州“一口通商”終結。

　　三地攜手破浪前行 緊密合作優勢互補

　　19世紀中葉以后，香港逐漸發展為主要貿易口岸，與廣州的生產集散優勢、澳門的商貿轉口功能形成互補，構建起聯動發展的區域經濟格局。1911年10月，廣九鐵路全線貫通（廣州大沙頭站至香港九龍站），打破此前依賴水運的局限，作為連接內地與香港的首條鐵路，成為串聯三地經濟的核心紐帶。

　　珠三角作為腹地，承擔生產與集散重任：廣州、東莞的蔗糖、蠶絲、蔬菜等農產品經鐵路直運香港，東莞石龍站憑借“鐵路+水運”聯動成為樞紐，1936年僅經此地輸港蔬菜便達5萬多噸；寶安縣深圳墟也因鐵路興起，從村落發展為商貿活躍的城鎮。香港則以自由港優勢，將內地物資轉運至東南亞及全球，同時把洋布、煤油、化肥等商品經鐵路分銷至珠三角城鄉。

　　新中國成立后，廣九鐵路粵港客運雖暫停，但物資補給從未中斷。內地的活禽活畜、蔬菜等長期輸港。

　　改革開放后，毗鄰港澳成為廣州發展的優勢：香港提供資金、技術與海外渠道，廣東提供勞動力與土地，澳門參與轉口商貿。港澳同胞紛紛返鄉投資，“前店后廠”“三來一補”“筑巢引鳳”“借船出海”“內引外聯”等一系列新詞都與粵港澳合作密切相關，這一時期的珠三角，在文化、教育、建筑、汽車、交通、房地產等各個領域都有港澳地區以及海外廣府人的印記。如今，走在廣州的鬧市中，中國大酒店、花園酒店、育英小學等都是穗港澳一家親的寫照。正如澳門名流馬萬祺賦詩抒懷：“飲水思源源長久，故鄉明月月圓明。珠江鼎沸興華念，港澳同胞一脈情。”

　　凡有廣府人處 皆有港澳親

　　“凡有廣府人處，皆有港澳親”，這句俗語道盡了三地人員往來之密切。明清時期，這種聯系愈發緊密，明代文獻明確記載，粵民僑寓澳門者眾，南海、番禺、香山、順德等縣“商民往來省澳者何止數萬”，許多人兩地置產、跨地行商。至清乾隆年間，《粵海關志》明確記錄，僅廣州十三行的商船，每月就有近百艘往返港澳，船上不僅載有絲綢、茶葉等大宗商品，更有往來謀生的民眾。

　　近日，香港著名演員許紹雄的離世，讓廣州高第街許氏家族的歷史再度被提起。他的高祖父許應骙與李鴻章、張之洞等同朝為官，官至禮部尚書、閩浙總督，獲賜“可在紫禁城騎馬”；叔公許崇智是參與創立黃埔軍校的粵軍總司令，堂弟許崇清三任中山大學校長，姑婆更是魯迅夫人許廣平。許紹雄生于香港，曾在廣州高第街度過10年童年時光，12歲才舉家遷居。2025年6月，他最后一次返鄉，對故土滿懷眷戀。

　　胡楓、黃霑等多位香港演藝名人亦生于廣州，始終以“廣州仔”自居。他們的家族脈絡是三地親緣的縮影，而普通民眾的血脈親情則讓這份相連更急緊密。每到清明，廣東的高鐵、口岸便客流激增，無數港澳鄉親循著根脈返粵祭祖。

　　這血脈親情，既藏在回望故土的尋根路上，更顯于守望相助的反哺之中。從廣州赴澳門扎根的何賢、馬萬祺，雖成長為澳門政商名流，卻從未忘記家鄉。20世紀50年代廣州物資緊缺時，他們多方籌措糧食、五金、汽油等急需物資，協調轉運回鄉，解了鄉親燃眉之急；祖籍廣州番禺的霍英東，雖生于香港、長于香港，卻對家鄉念念不忘。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帶頭捐資修建番禺賓館、大石大橋、洛溪大橋等基礎設施，更在沙面投資興建白天鵝賓館。“能為祖國和家鄉的建設事業做一點貢獻，就是我的平生夙愿”，這句樸實的話語，道出了無數港澳同胞的赤子之心。

　　無數個體與家族的故事，串聯起“同根同源、同心同向”的情感紐帶。

　　文化同根

　　作為廣東三大民系之一，廣府人以珠江三角洲為文化核心，聚居于廣東中西南部及廣西東南部，發展出廣府文化。這份文化基因跨越珠江口浸潤港澳兩地，在飲食、戲曲、書畫等領域凝結成“同源同脈”的鮮明印記，成為粵港澳無法割裂的精神紐帶。

　　飲食同源廣府味

　　廣府菜是三地最鮮活的文化符號，更是同根同源的味覺見證。廣府菜以廣州為核心，衍生出順德菜、中山菜等特色分支——順德菜以河鮮料理見長，中山菜擅烹禽畜，雖各有風味，卻始終浸潤著“鮮、嫩、清、爽”的共同底色。

　　明清時期，隨著廣府民眾向港澳的遷徙，不僅帶去了精湛的烹飪技藝與“不時不食”的食材理念，更將“飲早茶”的飲食習俗一并傳承。據清《廣州府志·食貨志》記載，乾隆年間澳門粵商開設的“粵香樓”，特意請來順德大良名廚李阿福掌勺，其清蒸石斑“鮮而不腥、原汁原味”，既讓廣府同鄉一解鄉愁，也讓葡萄牙人慕名而至；1842年香港開埠后，上環“廣興酒家”的燒臘師傅出身廣州“深井燒鵝”世家，“掛爐烤炙、蜜糖收尾”的技法與廣州如出一轍，如今仍是香港燒臘店的經典范式。即便融入外來元素的菜式，底色仍是地道廣府味。廣州人善用咸魚烹制家常菜，澳門廚師便沿用這一思路，將馬介休（葡式咸魚）做成炒飯、蒸水蛋，還特意加入姜蔥蒜等調料弱化咸腥，讓味道貼合鄉鄰口味。

　　除了日常滋味的傳承，廣府節慶飲食的儀式感也隨移民足跡扎根香江。香港“盆菜”源自東莞，明崇禎《東莞縣志》早有“鄉俗宴客，以大盆盛食，層層碼放，湯汁交融，名曰‘盆菜’”的記載。這種方便聚宴、滋味交融的菜式，是廣府地區節慶婚宴的必備之選，尤以東莞長安鎮、虎門鎮的盆菜最具代表性。清代中后期，大批東莞籍漁民、商人遷居香港，也將盆菜習俗帶到香江。如今香港元朗、大埔的傳統村落，每逢春節、中秋仍保留“圍村盆菜宴”，分層碼放、湯汁交融的做法與東莞盆菜毫無二致。有記載稱，20世紀30年代元朗“鄧氏圍村”的中秋盆菜宴，“食材、器皿、做法均循東莞舊例，連燉制湯汁用的陳皮、八角，都要從東莞采購”。即便如今香港盆菜會加入鮑魚、海參等高端食材，“大盆聚食、層層入味”的核心傳統始終未變。

　　如果說盆菜承載著團圓的記憶，那么杏仁餅則將家鄉的甜香定格為可攜帶的鄉愁。杏仁餅起源于廣東中山，清末香山縣蕭家婢女潘雁湘，為幫主人招待壽宴親友，以綠豆粉、糖腌豬肉片制成杏仁狀糕點，入口甘香松化、肥而不膩，“杏仁餅”之名便由此而來。1928年，澳門老牌餅家英記創始人呂樞將這門手藝從中山帶到澳門，在十月初五街開設首店。如今走在澳門街巷、機場碼頭，總能看到游客拎著杏仁餅手信——這枚小小的糕點，早已超越食物本身，成為三地同根同源的甜蜜見證。

人們聚在一起享用盆菜的場景。

　　一臺粵劇三地唱

　　粵劇發展歷程，正是粵港澳文化交融的生動縮影。清代，粵劇逐漸成形，風行廣東，香港、澳門亦是其重要演出陣地。清代竹枝詞“梨園歌舞賽繁華，一帶紅船泊晚沙”，勾勒出珠三角紅船穿梭、戲班競演的盛景。

　　廣州西關恩寧路177號，是廣東粵劇行會組織八和會館的會址所在，也是游客們探訪粵劇發展史的心水去處。粵劇一代宗師薛覺先曾擔任多屆八和會館理事長。他于1921年進入香港環球樂班學習，1929年自組覺先聲劇團長期在廣州、香港及東南亞等地演出，1954年舉家回廣州定居，任廣州粵劇團藝委會主任。

　　著名粵劇藝術家紅線女也曾擔任八和會館名譽會長。紅線女出生于廣州西關，抗戰時期隨家遷居澳門，因家境艱難拜師學藝；1939年春節，12歲的紅線女以“小燕紅”為藝名，在澳門清平戲院出演《六國大封相》中的提燈宮女，正式開啟粵劇生涯；后赴香港發展，形成獨具特色的“紅腔”雛形。1955年，她從香港回廣州深耕，將“紅腔”打磨得愈發成熟。

　　而在香港和澳門，“八和會館”的活動也十分活躍。粵劇先賢們所寄望的“八方和翕，團結一心，和衷共濟”的精神，成為粵港澳三地文化聯結的鮮活注腳。

　　2003年，粵港澳三地政府聯合將每年11月最后一個星期日定為“粵劇日”；2009年，三地聯合申報的粵劇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讓這份共同的文化瑰寶獲得世界認可。

　　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倪惠英曾說：“粵劇的內涵、唱腔與劇本里，滿是鄉音、鄉情與鄉愁，這正是它能成為粵港澳三地文化共融共通重要媒介的核心原因。”一臺粵劇三地唱，唱不盡的是文脈傳承，道不完的是同心共情。

十五運會開幕式上的粵劇表演。

　　筆墨同源嶺南風

　　在嶺南畫派的發展歷程中，粵港澳三地的藝術家始終血脈相連、彼此守望。高劍父學中國畫在廣州起步，學西洋畫則發端于澳門。抗戰時期，嶺南藝人紛紛前往澳門，高劍父也把春睡畫院搬到了澳門。當時的澳門畫壇，有從廣州來的關山月、方人定，有旅居澳門的張谷雛、陳公廉，還有往返于穗港澳之間的黎葛民、羅落花等名家。他們秉承藝術救國的理念，創作了《三山半落青天外》《黃雀在后》等大量作品。

　　新中國成立后，嶺南畫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趙少昂、楊善深先后定居香港，黎雄才、關山月則長駐廣州。雖隔珠江，但“注重寫生、追求寫實”的藝術主張與“家國情懷”的精神底色，讓他們始終心意相通。

　　1980年，黎雄才、關山月應邀訪港，與趙少昂、楊善深重聚香江。四位古稀之年的國畫大師，興致勃勃地商議籌辦聯展，決心以筆墨續寫嶺南畫派的同源之誼。三年間，四位大師巧思妙構、心感神應，合作創作了一百多幅作品，《美蔬佳果》等經典之作成為藝壇佳話。1983年3月，“嶺南畫藝——趙少昂、黎雄才、關山月、楊善深四人合作畫展”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率先展出，隨后兩年又赴新加坡、美國舊金山巡展，引發盛贊，時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吳作人贊嘆“嶺南四家，薈萃一堂，嘆為觀止”。

　　粵港澳三地的文化聯結，不只體現在嶺南畫派。

　　1949年，18歲的司徒寧隨叔父司徒聰從廣東開平到香港“義順隆”學廣彩。經數年打拼，成為廣彩名師。1956年，他帶著一班廣彩藝人從香港回到廣州，組織廣州彩瓷工藝廠，培養出大批廣彩人才，創作了眾多經典產品，推動廣彩再塑輝煌。

　　粵港澳三地的文化聯結，始終植根于廣府文化的共同土壤，歷經歲月沉淀愈發醇厚，既成為大灣區文化認同的核心根基，也為三地協同發展注入了精神力量。

　　灣區藍圖

　　灣區聯通三向奔赴 交通織網生活相融

　　一日走遍粵港澳，如今這樣的夢想已經照進現實，“早上經港珠澳大橋在珠海入境，中午到中山品味石岐乳鴿，下午回順德見一下朋友，晚上到廣州享受西關美食。如果快的話，當天就能返回香港。”李曦是00后廣府人，出生在順德，在廣州讀大學，2023年去香港生活。接受記者采訪時，她正好從香港回廣州。三四十年前，李曦的爺爺到香港生活，爸爸和大姑留在了順德，后來大姑嫁到了澳門。香港、澳門和廣州都是她熟悉的地方。李曦說，現在大灣區主要城市間基本實現1小時通達，為更多年輕人的灣區生活打開了新空間。

　　2018年10月，當今世界建造史上技術最復雜、施工難度最大、工程規模最龐大的跨海橋梁工程港珠澳大橋實現通車。從構想至竣工的數十年間，三地攜手破解無數技術與協調難題。這座橫跨伶仃洋的“銀色巨龍”，將香港至珠海、澳門的車程從3小時壓縮至45分鐘，讓“一小時生活圈”從愿景照進現實。

　　同年9月，廣深港高鐵福田至西九龍段開通運營，香港正式融入國家高鐵網絡。這條全程約177千米的線路，最快1小時37分即可串聯穗港，復興號、和諧號與動感號動車組穿梭往返，更以廣州為樞紐輻射全國。從百年前見證歲月滄桑的廣九鐵路，到如今邁入“高鐵新時代”，“軌道上的大灣區”讓廣州、深圳、香港等城市聯系愈發緊密，涌動著蓬勃的發展活力。

　　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發布，標志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全面提速。作為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發展質量最優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正蓬勃生長。最新數據顯示，2024年，其經濟總量達14.79萬億元，成功超越紐約、舊金山灣區，躋身全球灣區經濟規模第一梯隊，在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道路上成效卓著。

　　跨越千年，粵港澳協同發展按下“加速鍵”。

　　文體交融同心筑夢 協同發展共赴未來

　　經濟的深度融合，離不開文化的凝心聚力，更少不了體育的攜手同行。粵港澳體育一直以來交流密切，改革開放以來交流更是頻繁。1979年1月21日首屆省港杯首回合比賽在越秀山體育場舉行，拉開了內地與港澳體育交流的新篇章。在粵港澳大灣區家喻戶曉的“省港杯”足球賽，40多年來始終以球為媒，串聯起粵港兩地的深厚情誼。今年1月，第四十三屆“省港杯”如期上演，賽場內外兩地球迷同呼喝彩、共話鄉情，看臺成為跨越地域的“老友聚場”。

　　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的舉辦，更是粵港澳三地協同發展的“里程碑式事件”。作為大灣區首次整體承辦的大型綜合性賽事，開幕式落戶廣州、閉幕式選址深圳，34個大項419個小項分布于三地105個場館，盡顯協同之力。其中，自行車（公路）賽尤為亮眼，231.8公里賽道以港珠澳大橋為紐帶，串聯香港、澳門、珠海，讓“灣區一體”的圖景在賽道上生動鋪展。

十五運會自行車比賽現場

　　11月9日，在廣東奧林匹克體育中心，當來自粵港澳的三位火炬手同時擎起最后一棒火炬，燈火輝映間，掌聲雷動，這一刻定格成粵港澳同心的時代剪影。

　　從廣州越秀山的吶喊到香港維多利亞港的賽道，從澳門媽閣廟旁的火炬榮光到橫琴的貼心服務，粵港澳以文化為魂、以體育為媒，讓情誼在共鳴中升溫，讓力量在協作中凝聚。粵港澳三地將繼續同心筑夢，共赴更璀璨的未來。

　　南番順香東，清水化成龍，三新一枝花。

　　“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 ——湯顯祖

　　“梨園歌舞賽繁華，一帶紅船泊晚沙” ——清代竹枝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