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院記憶藏深巷 賡續文脈數百年居于中山圖書館后面的明遠樓為清代廣東貢院遺存 見證科舉制度的終結和新式人才的培養與選拔　　廣州，是一座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一街一巷都有悠遠的故事，一磚一瓦都有雋永的記憶。《粵韻周刊》，與您一起領略這座城市厚重的記憶，領略兩千多年包容開放的精神傳統，領略綿延不絕的文脈書香；與您一起在歷史的光照下，讀懂今天，讀懂廣州，由此堅定文化自信。　　廣東貢院始建于南宋，是古時科舉考試鄉試之地。貢院最初在今小北路洪橋街一帶，后毀于戰火。清康熙年間，廣東貢院在今文明路一帶（今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昔日中山大學所在地）重建。清代涌現出一大批兩廣籍官員人才。　　20世紀初，千年科舉制被廢除，一批新式學校在貢院原址拔地而起。　　歷史雖遠，但一脈相承。如今，在廣東貢院舊址上屹立著大鐘樓、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博物館（文明路分館），共同見證科舉制度的終結和新式人才培養與選拔的文脈賡續。　　追根溯源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秋，廣東巡撫李士楨在今文明路與越秀中路交界一帶修建貢院。在他看來，這里位于古城東南角，“郁蔥佳氣聚焉”，把貢院修在這里，有希冀“紫氣東來”之意。　　現在位于中山圖書館后的明遠樓是當年廣東貢院的監考樓。“明遠”二字，取自《大學》“慎終追遠，明德歸厚”之句。1895年明信片中的廣東貢院　　廣東貢院五易其址　　終選城東南承恩里　　隨著高考招生錄取工作即將開始，不少學生將陸續收到錄取通知書。近日，中山大學錄取通知書的狀元紅禮盒走紅網絡。網友“考古”發現，錄取通知書上的“鐘樓”就在今天越秀區文明路的廣東貢院舊址。數百年來，這里一直是廣州的文脈所在。大家可曾知道，錄取通知書里藏著什么樣的歷史故事？廣東貢院又有著怎樣的前世今生？　　廣東貢院建于古城東南　　有希冀“紫氣東來”之意　　廣東貢院源于科舉考試。科舉制度從隋唐到明清，延續了整整1300多年。以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制度來說，讀書人要先在本地參加童試，考中秀才，才有資格來省城參加鄉試。在鄉試中舉后，不僅可做官（如擔任縣衙學官或直接出任“知縣”），免賦稅去徭役、賞銀兩給田產，獲罪不得擅上刑具等，還可以光宗耀祖，惠及家族。　　同時，舉人才有資格赴京參加會試；在會試里中榜，成為貢生，便能參加殿試；在殿試中及第，就能成為進士，考取功名之路才算“圓滿”。其中，在省城的貢院參加鄉試并且中舉，既是學子進京趕考的“敲門磚”，也是走上仕途的“資格證”，因此意義重大。廣東貢院也就成了當時嶺南無數學子仰慕之地。　　廣東貢院曾“五易其址”。　　宋朝以前，廣東科舉考試沒有固定場所，多在官衙、廟宇等地舉行。　　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據清中期《廣東通志》記載，廣東貢院始建，“在郡城東北二里，元季毀。明洪武甲子鄉試于光孝寺，暫設‘棘闈’（注：即科舉考試的場所），歷十有六科。至（明）宣德元年，始建于城東北隅西竺寺故址，后經兵燹圮廢。（清）國朝初暫于光孝寺試士。”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秋，廣東巡撫李士楨冀望廣東學風興旺，決定重修貢院。在李士楨看來，貢院關乎文運國祚，選址要極為講究，既要有好意頭，又要交通便利。他在《新建貢院碑記》中寫道，城東北的貢院舊址“畚鍤傷脈，玉盤既缺，靈氣泄盡，不可仍也”，因此將新貢院建在有“郁蔥佳氣聚焉”的城東南隅承恩里，也就是現在文明路與越秀中路交界一帶。按當時的說法，東南方是“紫氣東來”之位，京城東南角就是太子讀書之處。廣東省博物館專家劉丹介紹，從當時的廣州府城地圖上可見，廣東貢院位于古城東南角，南臨城垣，東依河涌，北為通衢，交通便利。而且，貢院西面一帶有一個書院群，還有番禺學宮等官方教育機構。　　隨著廣東的經濟文化發展，參加科舉走上仕途的人日漸增多。廣東貢院又經歷了多次擴建，到清同治六年（1867年），號舍多達11708間，規模宏大。至清末，廣東貢院與順天貢院、江南貢院、河南貢院并稱為“四大貢院”。　　三年考一回考期定八月　　兩廣秀才廣東貢院苦考　　鄉試三年考一次，一般在八月舉行，所以也叫“秋闈”。《欽定大清會典》記載：“是日，應試者由貢院東西門魚貫序進，聽唱名、搜檢、入大門、給卷，各歸號舍。試日，五鼓內簾出題紙。”　　考生來到貢院，依次進頭門、儀門、龍門。頭門正中懸掛“貢院”墨字匾額，是點名入場的地方。儀門是考生接受搜檢及等候之處。龍門是一座兩層建筑，飛檐斗拱、氣勢恢宏，在鄉試中“魚躍龍門”是考生們的夢想。　　過了龍門，沿寬闊甬道直進，就到明遠樓，是為監考而建。“明遠”二字，取自《大學》“慎終追遠，明德歸厚”之句。《廣州府志》記載，明遠樓坐北朝南，樓高兩層，歇山頂、琉璃瓦、滴水剪邊。它雖只有兩層，卻是當年這一帶最高的建筑。　　如今，明遠樓前有一棵160多歲的木棉樹，枝葉伸出院外，連起歷史與現實。明遠樓首層四面為門，記者拾級而上，二樓四面皆窗，雕梁畫棟，繪了蝙蝠等祥瑞圖案。“深藏”于街巷中的明遠樓　　明遠樓上下兩層都有外廊與欄桿，清代每逢鄉試期間，監考官就會登上這二樓，憑欄而望，貢院內外一覽無余，其目之所及，皆為“號舍”，即考場。一萬多間的號舍，是貢院里占地面積最大的建筑。明遠樓后面依次是至公堂、戒慎堂、聚奎堂。這是考官們閱卷、抄錄榜文的地方。非但考生必須止步，考官也不能在三堂之間“串門”，而是得按照監考、閱卷、抄榜的分工各司其職，以免有串通作弊之嫌。明遠樓是清代廣東貢院的監考樓　　廣東貢院的西墻當年是放榜之處，又稱“龍虎墻”。原來，鄉試放榜通常在寅日或辰日，寅屬虎、辰屬龍，故該榜又被稱為“龍虎榜”，貼榜的墻為被稱為“龍虎墻”。每逢鄉試之年，嶺南地區的秀才紛紛趕來應考，這里成了兩廣籍官員的福地，多少人從這里起步，經歷9天6夜的三場鄉試后實現“龍門之躍”。　　科舉軼事　　“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場也，神情惝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　　——清代文學家蒲松齡　　吃喝拉撒睡考全在號舍　　連考九天六夜備受煎熬　　當年，讀書人考取功名的過程遠沒有想象中容易。僅是在考場內熬上九天六夜，就讓考生在體力與智力上經受雙重考驗。與現在“考場有空調、全家齊送考”相比，當時的考試條件十分簡陋。　　筆墨紙硯、糕餅饅頭一一切開　　鄉試考前檢查之嚴格，甚于現在的機場安檢。進場前，每一名考生必須脫衣解履，讓號軍（負責監督考場秩序的小吏）搜查是否夾帶作弊。這時，號軍會打開每個考籃，仔細檢查里面的筆墨紙硯、衣帽鞋襪、糕餅饅頭，甚至還要剪開衣服、切開糕餅，看看里面有無“小抄”。檢查完考籃，還要查驗“準考證”。朝廷嚴禁“考試移民”，除了監生、貢生可以赴京參加鄉試之外，普通秀才只能在規定的省城參加鄉試。試想，無論烈日炎炎，還是大雨滂沱，上萬考生排長隊等候，逐一接受檢查是何等景觀！通常從考試前一天的凌晨三點開始，考生就得排隊候場；一直到太陽落山了還有人在等。考生、考官難免心浮氣躁，現場時有沖突。清初大儒屈大均在《廣東新語》里寫道，有考生初次參加考試，因考官搜身過嚴，態度也差，故而怒擲筆硯，轉身離去，不考了！臨去還扔下一句吐槽：“此豈朝廷所以待士耶！”清代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的“準考證”　　好不容易點完名，考生領了答題紙“卷紙”，開始進場尋找自己的號舍。號舍一人一間，按照《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順序一字排開，“天”字在東、“地”字在西、“玄”字在東、“黃”字在西，如此類推，排完為止。在上萬間號舍中尋找“屬于”自己的那一間，想來也得頗費一番功夫。　　據清末探花商衍鎏所著《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廣東貢院的號舍高2米、寬1米，深1.3米，舉手就能摸到屋檐，躺下后腳又會露在外面。每間號舍里都配有上、下兩塊板。白天考試時，一塊當桌子、一塊當凳子；晚上睡覺時，把上層板抽下來，與下層板拼在一起，就算一張床了。九天六夜的考試，考生就吃喝拉撒睡全在這約1.4平方米的號舍里。廣東貢院號舍按《千字文》的順序排開　　其實，廣東貢院比另外三大貢院建得晚，硬件條件已算最好，比如空間稍大一點，上下板也長短一致。然而，無論考生怎么躺，都只能蜷縮在木板上，一覺醒來必然腰酸背痛，苦不堪言。廣州農講所內陳列的貢院號舍模型　　“題目紙來了！”后半夜，隨著號軍一聲通知，考生們揉揉眼睛，立刻爬起來秉燭答題。考生既要當心蠟燭點燃試卷，還要省著點用，因為這根蠟燭還要留著第二天做飯，不然只能啃干糧。水也要省著點喝，一來，貢院的水井三年一用，水質沒保障；二來，少喝水也能少上茅房。一旦申請去廁所，監考官就會在考卷上蓋個戳，留下考試中途如廁記錄。試卷上有這個戳，會被認為對圣人不敬，大大降低考中概率。　　考試作弊入刑兼充軍　　決定考生命運的九天六夜，都考什么呢？第一場考《四書》；第二場考《五經》；第三場考策問，到了清末還會考點科學知識。考生最怕的是在答題中違規。魯迅紀念館收藏了一個清朝時的“魁元卷夾”，它是科舉考試中考生購置來夾考卷的夾子，內頁寫著答卷時的注意事項、示范樣例。如果考生沒有嚴格按照格式答題，后果會很嚴重。據《清史稿》記載，考試中出現越幅（中間有空頁）、曳白（白卷），都算違規，會有相應處罰。考生一旦被發現作弊，則要枷號三個月示眾，甚至還被杖責一百，發往邊疆充軍。　　科舉考試也有“加分項”。廣東最后一個狀元梁耀樞當年的殿試試卷雖名列前十名，但并非“第一”。閱卷官員們見梁耀樞的試卷行文流暢、整潔無暇，一致推薦點他為狀元。　　鄉試一共考三場，每場持續3天2夜。除了中間兩次換場外，其余時間考生都要在貢院的號舍里度過。號舍內逼仄悶熱、蚊蟲叮咬，考生中暑、生病者更不在少數。遇上大雨傾盆，考生還要用身體護住試卷，因為一旦試卷破損就會作廢，求功名還得再等三年。　　九天六夜備受煎熬，難怪清代蒲松齡通過《聊齋志異》感慨，“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場也，神情惝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　　“康梁”廣東鄉試均列第八名　　有秀才從60歲直考到99歲　　放榜時刻，萬人空巷，“喧喧車馬欲朝天，人探東堂榜已懸”。龍虎墻前，擠滿了一張張或年輕或年老的面孔。他們踮著腳、伸長脖子，瞪大渴望的眼睛，努力地在榜上尋找自己的名字。榜上有名者，春風得意馬蹄疾；名落孫山者，對飲悲歌淚滿襟。每逢鄉試放榜，龍虎墻下就是一場大型“真人秀”——　　有人乍聞中舉，“喜極而瘋”。在清代文學家吳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中，當范進得知自己中了廣東鄉試第七名時，往日的委屈憋悶和一舉成名的狂喜交織在一起，竟然牙關咬緊，不省人事，醒來后瘋瘋癲癲，一腳踹在塘里，頭發都跌散了，兩手黃泥，一身污水，拍手笑著，全然忘形。其實，當時的現實生活中，“范進”何其多！這個故事或許就來源于吳敬梓自己經受屢試不第的煎熬后的真實心境。　　有人“百歲觀場”，激勵后生。擁有秀才資格，可無限次報考鄉試。廣東人黃章從20歲開始走上“考試之路”，到60歲才中了秀才，又考到99歲，還沒中舉人，差點成了廣東貢院的“釘子戶”。康熙二十年（1681年），時年99歲的黃章讓曾孫提著“百歲觀場”燈籠參加廣東鄉試。他依舊名落孫山，不過，時任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都嘉獎他鍥而不舍的精神，專門贈給他銀兩和布匹，以激勵后生。　　有人“祖孫同榜”，留下傳說。據說在清代康熙年間有個名叫王健寒的讀書人，寒窗苦讀數十年，卻總是差一點運氣。到了乾隆年間，他的孫子都能參加科舉考試了，而他連個秀才都沒考到手。科場失意的王健寒索性與孫子一同進場。沒想到，祖孫倆竟然一齊考中秀才。此時，王健寒已壽過103歲，人稱“百歲秀才”。有人贈匾稱他為“嶺南春永”。廣州越秀區現在有一個巷子名為“百歲坊”，附近還有個百歲坊公園，就是由此故事而來。　　在廣東貢院中舉的驕子中，康有為與梁啟超在近代歷史上頗有影響力。巧的是，兩人的中舉時間雖然相差四年，但均以第八名的成績中舉。　　放榜第二天，新科舉人就會去參加廣東巡撫衙門舉行的“鹿鳴宴”。“鹿鳴宴”由地方官舉辦，邀請新科舉人以及主考、監臨、學政等參加。宴席上，新科舉人先謁見主考官等，然后依次入座開宴。席間，演奏《詩經》中的《鹿鳴》之章，作魁星舞。為何叫“鹿鳴宴”？史籍中有兩種說法，一個說法是，鹿一貫被尊崇為仙獸，喻指難得之才，“鹿鳴宴”意指重才之宴；另一個說法是，鹿與“祿”諧音，寄托著古人對新科入舉學子能夠升官發財的祝愿，但讀書人又自詡清高，于是取了“鹿鳴”這么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字。　　“鹿鳴宴”之后，許多新科舉人絲毫不敢放縱自己，開始準備第二年春天進京參加會試。廣州城北有一條古驛道，就是當年舉人上京趕考的必經之路，被稱為“大官路”。　　文脈傳承　　千年科舉制度一朝終結　　大批新式學堂陸續開辦　　近代以來，科舉制越來越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人們求變求新的愿望越來越迫切。　　1905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等聯名上奏清廷，建議廢除科舉考試。這一建議得到批準，光緒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清政府頒布停止科舉考試的上諭。至此，實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壽終正寢。　　科舉制度被廢除后，廣東貢院的號舍被陸續拆除。不過，從這里延伸出來的文脈并未中斷。據清宣統年間《南海縣志》記載：“光緒三十年，以貢院改辦兩廣速成師范傳習館兼練習員練習所。三十四年改建優級師范學堂。”貢院原址上建起了師范學堂的大禮堂、東堂、西堂等校舍，為新學培養教員，繼續向社會輸送人才。　　民國學者于衡甫在描述從貢院到新式學堂變化時寫道：“昔年曾此獵科名，清代羅才網特宏；明遠樓前排號舍，至公堂上秉文衡。棘圍今作高師校，金榜誰掎舉子棚；一葛三千黌秀士，不堪回首問鵬程。”這里的“棘圍”，指的就是貢院。　　1912年，兩廣優級師范學堂改名為廣東高等師范學校。1924年，孫中山發布帥令，將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廣東公立法政大學等廣州地區新式學校整合，創立國立廣東大學，并親筆題寫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孫中山逝世后，學校于1926年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成為廣東最高學府。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廣州是全國賢達之士的聚集地。魯迅、郭沫若、馮友蘭、容庚等蜚聲海內外的名家大師都曾在中山大學任教。　　1929年，貢院舊址還建起了天文臺，它是廣東第一座、中國第二座天文臺。1934年，國立中山大學石牌校區落成，各學院先后遷入石牌校區。位于廣東貢院舊址的中大校舍則交由中大附中（廣東實驗中學前身）等附設學校使用。抗日戰爭期間，大部分校舍被炸毀，明遠樓、大鐘樓（當年兩廣優級師范學堂的大禮堂）、西堂等得以僥幸保全。廣東貢院的歷史記憶藏在古老街巷里　　貢院遺跡今猶在　　文脈傳承看今朝　　如今的廣東貢院舊址可謂是“古今同框”。清朝時期的明遠樓、龍虎墻等遺址，與比鄰而居的廣東省博物館（文明路館區）、廣州魯迅紀念館、中山圖書館相映生輝。中山圖書館內，學習氣氛濃厚　　明遠樓一直是文化傳承場所，上世紀八十年代歸廣東省博物館管理。如今，明遠樓變身為廣東貢院陳列館。大鐘樓則成為廣州魯迅紀念館等場館，見證滄桑歲月。廣州魯迅紀念館是在廣東貢院舊址上建起來的，建筑又名大鐘樓　　大鐘樓東側的廣東省博物館（文明路館區）是世界各地觀眾品味優秀嶺南文化、了解廣州歷史、賡續嶺南文脈的重要平臺。大鐘樓西側的中山圖書館更是廣州人的文脈書香之地。中山圖書館典藏豐富，聞名海內外，每天都有無數讀者進館借讀資料、查閱典籍，遨游于知識的海洋。　　從中山圖書館西門出來，有一條以“龍虎墻”命名的巷子，就源于廣東貢院龍虎墻。　　龍虎墻巷子不深，既有機構單位，又有居民樓。為數不多的幾家小店，都經營著與古代貢院密切相關的文房四寶、字畫裝裱、甜品美食等，每逢高考、中考放榜前，都能見到家長帶著孩子來“摸墻”，以期得個好彩頭。　　漫步廣東貢院周圍的街巷，好彩頭也藏在路名中，如“拾桂坊”等皆取科舉考試高中“蟾宮折桂”之意。還有人民南路的“狀元坊”，海珠中路的“擢甲里”“福地巷”等也因貢院而聲名遠播。　　不遠處，舊的祠堂、書院、學宮等也煥發新的活力，傳承歷史文脈。位于今文德路與文明路交界的廣府學宮，曾經是廣州府官辦的最高學府，是嶺南尊孔崇儒基地。如今這些場地成為中小學校、文化宮等。　　清代所建的陳氏書院，又稱陳家祠，位于中山七路，是專為陳氏宗族子弟赴廣州備考科舉等提供的臨時居所，也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裝飾最精美的祠堂式建筑，被譽為“嶺南建筑藝術的明珠”。如今，陳家祠變身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廣雅書院則是今天的廣雅中學，被稱為“中國近現代教育史活的見證”。　　鉤沉　　清末越來越多廣東人改上新式學堂 首批出國留學幼童從貢院起步　　作為清末全國四大貢院的廣東貢院，在清代出了多少舉人呢？根據阮元《廣東通志》、戴肇辰《廣州府志》等史料記載，清朝一代，廣東貢院共舉行109科鄉試，產生舉人7000多名，走出進士1071名，狀元3人。其中很多人成為影響時代發展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教育家等，如學界巨子南海人朱次琦和廣州人陳澧并稱“嶺南兩大儒”。　　“康梁”一道倡導新知　　清朝晚期，從廣東貢院也走出了一批學習國外先進文化思想的新型人才。“康梁”便是代表。康有為在廣東貢院附近創辦萬木草堂，開班講學。梁啟超為首批康門弟子，師生一道在廣州倡導新思想，翻開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道路探尋的新一頁。至今，廣東貢院明遠樓內不僅立有“康梁”雕像，樓內外“天開文運”“明經取士”和“為國求賢”的牌匾均取自“康梁”手跡。　　晚清時期派留學生出國留學，是中國接受近代文明的重要渠道。廣州首開先河，以廣東貢院為始。1872年初，清政府在廣東貢院設立“留美幼童先修班”，被精心選拔的幼童，在貢院集中學習了數月的英語后，便漂洋過海，成為中國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公派留學生。　　此后三年里，清朝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留美幼童，其中廣東籍83位。在接下來的半個多世紀里，這些幼童中絕大多數都成為近代中國的脊梁人物，如中國“鐵道之父”詹天佑，“中國機器采礦創始人”吳仰曾，促成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梁誠，清華大學創始人唐國安等。　　與此同時，一批新式學院也在廣州興起。1883年，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南下廣州任兩廣總督。赴任后，張之洞決定創辦一所有別于傳統的新型學院，培養適應嶺南洋務運動需要的新型人才。四年后，張之洞在“省城西北五里源頭鄉”（現廣雅中學校址）創辦廣雅書院，取“廣者大也，雅者正也”之意。　　廣雅書院課程內容有別于傳統。張之洞在奏折中說，創辦書院之舉，就是為國家培養博古通今、明習時務之材。那個年代，廣雅書院就已開始向學生講述化學、光學、西醫、鐵路、經濟等。正如1901年粵海關英國籍稅務司馬根在《粵海關十年報告（1892-1901）》所言：廣東很多人越來越趨向于放棄舊學，轉向新學。　　1902年，廣雅書院改名為兩廣大學堂，與湖北的兩湖書院、自強學堂和上海南洋公學并稱為全國的“四大學府”。一時間，書院、私塾變學堂，新學機構紛紛興起，培養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識新思想的新型知識分子。　　清末四大貢院　　明清年間，朝廷在京師及各省會城市設立貢院，進行鄉試。到清光緒元年（1875年），全國共有17座貢院，其中，順天貢院(北京)、江南貢院(南京)、河南貢院（開封）、廣東貢院（廣州）因規模突出，被稱為“清末四大貢院”。　　順天貢院：又稱京師貢院，位于北京，建于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至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考棚號舍有10402間。1900年，因戰火貢院被毀，順天鄉試移至河南貢院舉行。　　河南貢院：始建于明初。清雍正九年（1731年）遷往開封城東北隅的上方寺內(今河南大學)，最多時號舍達11866間。如今，河南貢院建筑無存。　　江南貢院：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明代一度成為蘇皖兩省鄉試及全國性會試考場。至清同治年間，擁有考試號舍20644間，為全國最大貢院。如今在江南貢院基礎上建起了中國科舉博物館。　　廣東貢院：位于廣州，始建于宋代，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重建于現址（今廣州市越秀區文明路215號一帶），此后多次擴建，至清同治六年（1867年），號舍多達11708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