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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至10日，APEC第一次高官會及相關會議在穗舉辦，會議圍繞“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展開深入研討。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廣州在科創領域交出硬核答卷：“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躍居全球第一、“自然指數—科研城市”排名躍居全球第六。面向“十五五”，廣州如何將科創資源轉化為國際合作實效？如何深化科教人才融合？近日，暨南大學副校長顧乃華向記者深度解析了廣州的“創新方案”。

　　創新發展：將更注重質量、結構和系統效率

　　“廣州在‘十四五’期間實現的創新集群發展和‘自然指數—科研城市’排名‘雙躍升’，并非排名指標的偶然波動，而是城市創新體系運作方式在歷經量變積累之后，最終顯現的質變結果。”談及廣州科創成績，顧乃華充分肯定，“廣州的創新發展將從以規模擴展為主，逐步轉向更加注重質量、結構和系統效率的階段。”

　　他首先精準點出了區域協調機制發揮的“黏合劑”作用。“廣州所處的創新環境發生顯著變化，城市科技創新資源整合的邊界超越了單一城市范疇，被納入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系統中推進。”顧乃華認為，“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能夠躍居全球第一，靠的就是三個自身實力已很強的城市，在制度體系、功能分工和創新環節上的深度互補，這種“各展所長、相互賦能”的制度協同，正是理解區域創新集群躍升的關鍵切入點。

　　基礎研究投入同樣正逐步顯現其“催化劑”效應。“廣州‘自然指數—科研城市’排名的提升，是數十年磨一劍的長期積累結果。”顧乃華強調，這種以時間換空間的投入方式，從長遠來看，會轉化為可觀察、可持續的科研產出優勢。

　　此外，人才結構的開放性和代際梯隊構筑起了“底座支撐”。顧乃華指出，廣州擁有全國規模最大的在校學生群體，為科研和創新提供了持續的人才供給，而且在科研經費跨界使用、共建國際聯合實驗室等方面，不斷探索更開放的合作方式，逐步破解過去科研人員流動和制度環境中“錢難以過境、人難以過來”等問題。

　　科創資源：深度嵌入國際科技合作網絡

　　“十四五”期間，廣州集聚了12類46個國家級戰略科技平臺。那么這些科創資源如何支撐廣州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的國際合作？顧乃華一語破題，“關鍵在于這些資源如何被組織、持續使用，并嵌入國際科技合作網絡。”

　　首先，讓戰略科技平臺成為國際合作的組織載體。“廣州集聚的國家級戰略科技力量，其意義在于為國際合作提供可持續運營的制度化載體，使廣州能夠以平臺為依托，與國際團隊開展更長期、結構化的合作。”

　　其次，讓高端科研人才發揮連接者的角色。顧乃華認為，高端科研人才能夠將廣州的科研團隊和青年學者更自然、更深入地嵌入到國際前沿研究網絡之中。

　　最后，為國際合作提供相對完整的應用和驗證環境。例如，在生物醫藥領域，廣州擁有完整的臨床資源和轉化環境。這些真實、復雜且可持續的應用環境，使國際合作成果能夠順利進入驗證和迭代階段。

　　顧乃華總結道，廣州所積聚的科創資源，其最大意義在于凝聚了國際合作的“組織能力、網絡能力與應用能力”，為多個創新領域開展更高質量的國際合作提供了更為扎實的基礎。

　　科教人才：探索支撐“握指成拳”的運行機制

　　關于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顧乃華認為，廣州已逐步探索出一批能夠支撐教育、科技、人才“握指成拳”的運行機制。面向“十五五”，他提出了三個深化方向。

　　其一，推動校地合作轉向“問題導向”。據他觀察，“十四五”期間，廣州一些校地合作開始圍繞區域發展中的重點問題展開，高校不僅提供技術方案，還深度參與問題界定、研究路徑設計以及人才培養的全過程，為高校在“十五五”期間更系統地參與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提供了可持續的合作基礎。

　　其二，推動成果轉化中心轉向“能力培育平臺”。他提出，近年來，成果轉化平臺開始更早介入科研過程，這種變化有助于青年科研人員在科研訓練階段，就能深刻理解技術轉化的邏輯。

　　其三，打通人才“培養”與“使用”的邊界。他建議，通過校地合作平臺和轉化載體，一部分博士后和青年教師開始在真實的科研與應用環境中同步成長，這為打通人才培養、使用、評價和流動機制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實踐樣本。